北京的胡同很多，一条胡同居住过这么多文化名人少见。每每从东堂子胡同（东单向北二三百米）中走过，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总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生怕错过哪一座心中的大人物的院落。在这条拥有800年历史的古老巷子里，最知名的当然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院，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事务机构所在地，更早（1861年以前）它是启功先生的外高祖父——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与其相邻的一座座保护相对完好的四合院中，除了75号院的蔡元培（1868-1940)寓所以外，还有著名作家沈从文、医学家林巧稚、中科院院士吴阶平、物理学家丁西林等人的故居。
蔡元培故居位于胡同西口，院子坐北朝南，是东西各三进的院落，建筑面积近370平方米，装饰一新，自2009年起，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
1917年至1920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这里居住，确切地说是租住。蔡元培一生履行他的诺言“不置产业”，所以，居京有年，未购房产。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后人称蔡先生为廉者风范，“士”之楷模。他作为民国时期的现代教育家、教育总长，在清光绪时期是进士、翰林院编修，又曾留学德国，在学问上既纵观古今，又横跨东西。而后世对其人格操守，无论党派如何，信仰如何，立场如何，皆无异议，推崇有加。所谓“道德文章，夙负时望”；“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冬日里，徘徊在物是人非的蔡元培寓所，与院子里一株老迈的杨树对视良久。我想，它绿色的伞盖为蔡先生遮阳时一定还如翩翩少年，英气勃发，如今却已经腰围两尺，老态龙钟。
沿着东墙走过一条回廊，左转，就到了蔡先生的书房和卧室。紧靠西墙，立有一尊汉白玉半身雕像——“蔡元培先生像”，两联题字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假如让我在这里当导游或讲解员，我会这样对参观游览者说：
“这里堪称中国现代教育的发祥地，20世纪，中国国际化、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建立有赖于这座庭院。因为在此居住的人是蔡元培，是由孙中山先生任命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也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庭院深深深几许’，让我们沿着历史深邃的长廊漫步，去拜谒和祭奠一位为自己国家民族教育伟业奉献一生的伟大灵魂。他办学伊始所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至今仍然是我们高等学府所面临的一大课题。而他在当时颁布的《大学令》中，则确定了大学教育的要义：‘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从此，两千多年来以‘忠孝为本’、以‘经史子集’为务的封建传统教育被颠覆。正是由他引领，古老的中国才开启了现代教育的新纪元。”
当然，人们钟情于这座名人故居还另有原因。那是——1919年5月3日晚，“五四运动”发起人在这里聚会。约100年前，即“1919年5月2号，时任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密电中国使团令其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当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束手无策。5月3日凌晨，他乘马车专程前往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并向他求援。蔡先生听完后大为震惊。上午，蔡先生急招部分学生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决定第二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夜晚来临，这个小院灯火通明，东堂子胡同人流如梭。5月4日下午，数千名学生举行示威大会，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故居纪念馆管理人员说起这段历史来颇感自豪，并引领我观看了“蔡元培纪念陈列室”。关于蔡元培先生的生平人们都已经很熟悉，他是浙江绍兴人，在他任教育总长期间曾聘请同乡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发起并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不仅如此，在他当北大校长时，曾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钱玄同、梁漱溟、李四光、莎菲（陈衡哲）等担任教授，主张“教授治校”，不遗余力地忠实履行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而人们对其景仰有加的人格与思想，充分体现在以下两句名言中：“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这是1936年他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双十特刊所写的题词。他说，“若是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都能休戚相关，为身使臂，臂使指的样子，就自然没有人敢来侵略，而立于与各国平等之地位。由是而参加国际团体，与维持和平的各国相提携，自然可以制裁侵略主义的国家，而造成天下一家的太平世了。”
“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
——许许多多的参观者都被这样两句话所震撼，并且被深深打动。人们在留言簿上说：“当代中国人应该深思，发扬蔡元培精神”；“如果中国人都像蔡先生一样就好了”；“蔡先生，您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永远怀念您”；“感谢您为我们做的一切”……一位来自上海的参观者名叫杨华璞，写出了所有来访者的心声：“在二十四中读书时多次经过，未能入内，五十余年匆匆而过，今日得谒先生故居，幸也。中国教育不可或缺之人，中国文化独有一席之地。敬仰先生，精神永存。”另一位留言者名叫尹秀琴，她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当他远离这个时代（而）被这个时代所承认。”
陈列室的墙壁上，悬挂不少上个世纪初叶蔡元培社会活动的黑白照片，其中三幅给我印象深刻。一幅照片的标题为《爱国女学首届开学典礼》，拍摄于1902年，人物形象因岁月久远而略显模糊，但是现场气氛将我们带回到晚清。画面的背景是蔡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另一幅照片的题材为《创办（北京）孔德女校》，时间是1915年，当时蔡元培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担任校长。又一幅照片记述了1917年9月蔡先生在北京留法俭学会开幕式上演讲的情景。记得前不久，巧遇一位自称中国女权历史研究者的女士（同胞）向两位欧洲人士介绍，说中国妇女可惨了，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接受教育。想必她孤陋寡闻，不知蔡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兴办女子学校了。
不知为什么，100多年前的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人格，强调人格，重视人格。梁启超于1903年著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孙中山于1923年演讲《改良人格来救国》；蔡元培于1918年谈到教育时郑重提出《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校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格教育，否则，就是教育的堕落，继之以人的堕落。“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矣（《世界观与人生观》）。”
蔡先生著有《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梳理自秦汉以来的伦理思想脉络，尤其关注人的道德存在。他曾亲撰《华工学校讲义》——德育三十篇，其中前两篇即《合群》与《舍己为群》。“积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谋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险，非群中之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保群。而群将亡，则不得已而有舍己为群之义务焉。”另有《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尽力于公益》《责己重而责人轻》《爱护弱者》《爱物》《戒失信》《文明与奢侈》《热心与野心》等篇目。哲人远见，振聋发聩：“孟子有言：‘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而前者以义务为的，谓之‘热心’；后者以权利为的，谓之‘野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此热心也。故禹平水土，稷教稼穑，有功于民。项羽观秦始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观秦始皇帝曰：‘嗟夫！大丈夫当如是也。’此野心也。故暴秦既灭，刘、项争为天子，血战五年。羽尝曰：‘天下汹汹数岁者，徒为吾两人耳。’野心家之贻害于世，盖如此。”
自从蔡元培倡导现代教育以来，100年过去了，但是他所提出的“五育并举”（《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主张却没有过时。他针对当时国难频仍、积弱多年的故国想到从教育后代做起，“五育”如是：一是军国民主义教育，二是实利主义（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博物学等）教育，三是公民道德教育，四是世界观教育，五是美感教育。与此同时，他还解释了“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的问题——首先要有“狮子样的体力”，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也要有“猴子样的敏捷”，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还要有“骆驼样的精神”，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
说到近现代中国教育，我们称蔡元培先生为伟大的教育家一点儿不为过。但我们并没有将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继承下来，并付诸实施。看看近邻日本，他们将其“最伟大的教育家”福泽谕吉当做圣人来供奉，不惜将他的头像印制在钞票上，且是一万日元的大钞票。日本人称，福泽谕吉的思想有效推动了日本教育的改革，使国民意识到要变强大就必须彻头彻尾地革新。横向对比，我们中国的蔡元培同样在国家教育领域，从封建落后变成开明进步的转型过程中，起到导师和领袖的关键作用，然而，我们并没有在任何国家级别的仪式中，哪怕在史书的“名人堂”或课本的“凌烟阁”上予以相应的推崇和礼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狭隘的无知。
文化名人的故居独有一种氤氲的文化气息，它能濡染世风，浸润心灵，启迪思想，增益智识，非亲访亲历者不能感受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之功。我们对蔡先生故居的拜访只需半天或一天的时间，但是我们对蔡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研究恐怕一生的时间也不够。（记者 彭俐）
来源：人民网